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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名致张学良信函公布 详述未来作战计划

  北京时间3月21日,一批和西安事变有关的秘密文件在美国纽约拍卖,总成交价逾270万美元,其中包括署名的致张学良信函等重要史料系首次对外公开披露。

  主持此次交易的邦瀚斯公司由托马斯·多德于1793年创立,是一家来自英国的著名古董及艺术品拍卖行,因为拍品大多涉及、张学良等中国现代史关键人物,海内外收藏界对这次拍卖尤为关注。此前有报道称,已有中国多家博物馆及相关机构前来联系回购事宜。

  这次上拍的文献中最受瞩目的一封秘密信函是“红军致张学良信”,由和彭德怀共同署名。信中提议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执干戈以卫社稷”。有专家指出,这可能是与张学良直接互通往来的最初文件之一。尽管拍卖前主办方发布公告提示“与彭德怀的署名应为秘书”,最终这件拍品还是以45.8万美元的高价成交。另一件有署名的“抗日救国协定”也以50.6万美元拍出。

  拍卖会上,张学良1937年1月所写“告别信”以85万美元成交,成为本次拍卖单品最高价,在信中张叮嘱家人“愿张氏子孙为国为家,同日本不共戴天之仇,愿世世勿忘”。

  记者获悉,在众多珍贵文献中,一份“中国党致张学良手书”已确认由国内买家成功回购,竞拍者为陕旅集团陕西省文物总店。据了解,此次竞拍到的“中国党致张学良手书”将会在陕西旅游集团与延安市人民政府共同打造的“圣地河谷文化旅游中心区”项目《延安1936》展馆长期展示。

  张学良,字汉卿,号毅庵,乳名双喜、小六子,汉族,籍贯辽宁海城,祖籍河北大城。1901年6月3日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九间乡鄂家村张家堡屯。人称“少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曾被民间视为四大美男子之一。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全国抗日运动的推动下,统率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联合采取行动,软禁了蒋介石和军政大员几十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央从民族利益和抗日的大局出发,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12月25日,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中国也由此实现了由内战到抗日战争的历史转折。

  中国党人对西安事变和张学良、杨虎城一贯给予高度评价,周恩来评价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去世。

  密信中称“事急矣,时亦迫矣”,提醒张学良“小心身边人物,只与亲信往来,并务必远离南京”。

  “红军致张学良信”由彭德怀和分别以红军领袖与红军政委身份共同署名,是中国党高层早期与张学良书面联络的信笺,该信函共三页纸,日期不详,书写地点不详。收信人为张学良(汉卿将军),粉红色薄纸张有些许纵向及横向折痕,轻微褪色。第一页左上角缺3/4寸,损及称谓部分。第二页及第三页左上角有破洞。信中称——

  顷晤少卿团长,欣悉足下与鼎方兄等,对抗日救国的血诚,始终不懈,始终不为环境所转移,对抗日红军,不仅无继续阻扰企图,且愿给以实际帮助,此中华民族的幸运,亦兄等千秋万代的伟业。

  今日之事,已非日本应不应该给予打击和抵抗的问题,亦非东北健儿有没有抗日的勇气和决心的问题,而是在决心抗日救国的基础上,以冷静至诚的态度,精审周到的精神,来同谋抗日救国的策略和步骤的问题。

  五、在抗日问题上东北军可能采取的最低限度的步骤,这一步骤,不论是积极的,或是消极的,汉卿兄有何意见?

  当就上述诸端,只是初步的协商,仍望足下坚定其与日本不共戴天之誓,深切地了解红军抗日之诚,达到在抗日联军战线上,共同奋斗!

  事急矣,时亦迫矣,万方多难,国势阽危,华北沦亡,民族疹瘁,执干戈以卫社稷谁为抗日之雄,息萁豆相煎之嫌,愿结同仇之谊,知足下家仇国耻,常思建白于国人,我们是断铁斩钉,坚决收复我东北,因风致意,不尽所怀……

  信后的落款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委员”。著名红色收藏家王金昌认为,在得知张学良有意与党合作抗日后,曾派遣周恩来与李克农于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与之相会。此信很可能是当时递交至张学良手中的。

  由陕旅集团以36万美元购得的《中国党致张学良手书》共六页,有、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等人署名,日期为一九三六年八月九日,收信人为张学良,内文以蓝色墨水书写,并有黑笔修改痕迹。纸薄,有轻微折痕、褪色,末二页有回纹针污迹。

  这份长篇秘密信函详述了未来三个月的作战计划,并写有张学良部队中重要党人与特务的秘密代名。信中首先描述了我党当时的主要作战策略,即先在张学良军队的合作下占领兰州,继而出兵绥远抵抗日军。文中表示,此计划必须在三个月内完成,趁蒋介石忙于应对两广事变之际进行。信中强调,一旦任务成功,蒋介石将别无选择,不得不与红军共同抗日。

  另外,信中还着意劝告张学良“小心身边人物,只与亲信往来,并务必远离南京,以防蒋介石加害其身。”

  张群致蒋介石密信显示,蒋当时宁可与日本人谈判,也不愿与党谈判,张学良“告别信”称“余最痛心者,为日本小鬼所快意。余不愿见之事,愿自了”。

  西安事变前夕,“抗日”与“联共”成为当时中国的家们绕不开的话题。这次面世的《抗日救国协定》与《张群密函》恰恰透露出国共在联合抗日问题上的不同态度。

  《抗日救国协定》系手抄文件,并盖有印章。共两页,日期为一九三六年十月至十二月间,有轻微褶皱与褪色,四角折损,上缘有回纹针留下之污迹与穿孔。第二页为副本,与正本几乎完全相同。

  这份国共《抗日救国协定》是继张学良与中国党代表多次协商后,由亲自拟定并签署的。文件开头明列协议之目标:即对日本武装抗战、保卫中国、收复失地;实现抗日联合阵线、建立中华共和国。原本希望张学良以东北军统帅身份签署这份文件,然而张学良却在西安事变期间将文件交由蒋介石签署。国共虽未能签署这份书面协定,但西安事变爆发后,国共双方同意共同抗日,并且释放在抗日活动中被捕的人士,开启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所谓《张群密函》共三页,一九三六年九月至十二月初书于南京。收信人为蒋介石,内容提及中日谈判。密函用的是蓝色信纸,边缘有折痕,并由轻微褪色。原信封写有机密字样,封口盖有小缺口,并微微翘起。

  张群当时系政府的外交部长,他在此信中表示,接获驻日大使许世英传来电报,说明日方有意愿重启谈判,但又担心张学良此际投效抗日势力。许世英表示,日方担心抗日事件与日俱增,要求蒋介石展现决心,管好属下,摆平抗日势力。张群于信末表示,这可能是日方的最后通牒。

  这封写给蒋介石的信最终为何落到了张学良的手中?是蒋介石交给了张学良还是张学良从中拦截均不得而知。但重要的是,张学良从中得知了一个重要信息,蒋介石宁可与日军谈判,而不愿与谈判,这无疑促成他最终发动了兵谏,逼蒋联共抗日。

  该亲笔签名信有五枚签名,共八页,落款日期为中华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一月六日,置于红色小皮套内,磨损极轻微。应当系张学良由西安飞往南京途中所写的告别信。

  张学良十二月二十五日将蒋介石释放后,选择与蒋介石一同返回南京。抵达南京后,蒋介石立即下令将张学良逮捕,以军法审判。张学良被判十年有期徒刑,但最终以软禁形式度过终生。

  告别信中称:“余诚意救国,到现在反成为误国。平生以信义自诩,不期有今日。余最痛心者,为日本小鬼所快意。余不愿见之事,愿自了,而使他事好了,并盼当国诸公良心上加以醒觉。介公方面,余已再三陈之矣。想介公聪慧过人,乞再察良言,良为三叩首矣。”

  张学良还叮嘱家人,“兄(父)生性直鲁,救国有心,为事之计,西北端起,非余所初计。余只身来京,期了去,以救国家身,勿日本帝国主义所快,不期有今日,余不愿留求一身,而使事变,更生枝节,余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余当负其责也,愿张氏子孙为国为家,同日本不共戴天之仇,愿世世勿忘,传弟、妹、子、侄、女、甥、儿全体。”

  信的末尾张学良向宋子文、詹姆士·奥德(时为张的英籍管家)、谭恩波将军及另两人交代张家财产的分配。

  在众多有关西安事变的记述中,都未曾提及“海岚·里昂”的名字,但正是这样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外国人,曾经拥有此次拍卖的所有藏品。

  海岚·伯德·里昂生于1908年,1973年去世。1925年到1934期间里昂曾在好莱坞担任过普通演员、特技演员。移居中国之前,他在洛杉矶近郊的柏班克担任专业飞机维修师,随后于1934年追随他倾慕的女艺人克莱尔前往中国上海。

  在一封一九三五年一月二日写给外祖母的信中,里昂描述了自己来中国后获得第一份工作时的情形:“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早晨,我接到张学良大元帅的机械师的电话,他叫我马上前往龙华机场,说有工作给我做。龙华机场位于上海南边十里处……我抵达龙华机场后,科尔告诉我大元帅从美国订了两架飞机,今早刚刚送到,但还未组装,零件还在箱中……张大元帅的飞机本应送往南边一百里处的杭州空军基地,或内陆五百七十五里外的汉口军营,然而因为木箱体积庞大,才决定在上海就地组装,组装好再将飞机飞到内陆。”这份工作里昂先生当时只做了两周,却因此接续上自己与张学良的渊源。

  也许是看到他在龙华机场的出色表现,原本已拒绝了里昂的“中国航空公司”转而决定聘用他做永久职员,因为这份工作里昂几乎飞遍全中国,有时修理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有时收拾坠机残骸,他每次必照相记录,并写信回家。在华期间他积累了数千张照片,内容包括一九三零年代中国的城市及田野生活、里昂曾经维修过的中国航空公司各种不同的机种、中队阵式、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以及其他事件的记录。

  事实上,在张学良周围有一个由外籍专业人士组成的工作团队,成员包括飞行主管朱利叶斯·巴尔、飞行员罗亚尔·伦纳德(曾著有《我为中国飞行》一书,昆仑出版社2011年翻译出版,书中记载了张学良与宋美龄乘机到达西安的情景等),以及张学良的英籍业务总管詹母士·奥德,里昂因为当初组装飞机而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被原公司派到偏远地区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里昂应张学良飞行团队负责人朱利叶斯·巴尔之约出任专机副驾驶,不久后里昂就成为张学良特别信任的亲随。

  一九三六年,里昂先生被奥德先生派到汉口担任教官,随后在西安事变爆发当日与另一名机械师前往西安。他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的一份文件中记载:“我们被军警包围,不准离开空军基地,不准碰自己的个人财物,连上厕所都要有人陪同……”西安事变期间,里昂先生与另几名飞机驾驶者负责来回载送会谈人员。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后,两人一同飞回南京时,里昂就在那架飞机上。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八在写给外祖母的信中说:“目前局势依然诡谲。已经三周了,但北方军队与南京的国民军依旧谈不拢。我的工作则是陪陪詹母士·奥德先生,充当他的保镖。张大元帅的二房,一位非常貌美的赵小姐,很幸运地在九日从西安逃了出来,十一日抵达此地。真是惊险!搭载赵小姐的飞机是晚上飞进来的,我和奥德先生到机场去接她,把她带回家……现在赵小姐每要出门,总是会叫我陪同她。”信中同时还记载着当时的复杂的间谍活动,提到了包括尾随五名跟踪美国人员的人,以及逮捕一名代号Pick的欧洲双面间谍。

  西安事变发生不久,张学良委托里昂担任赵一荻与幼子的贴身侍卫。接下来张学良被监禁,而里昂先生协助赵一荻处理家务,并驾驶飞机带她们四处为张学良奔走。

  一九四一年,里昂离开了中国,带着装载个人文件与相片的六大行李箱以及受张家所托储存私密物件的保险柜回到了洛杉矶。而本次拍卖的所有藏品则尽在其中。

  里昂在一九三七年四月四日这样写道:“过去三个半月以来,朱利叶斯·巴尔、罗亚尔·伦纳德、詹母士·奥德和我四个人整天都在帮助张学良大元帅处理家务,保护他的家人,以避免被狂热分子欺负。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期间都遇到了千载难逢、千变万化的人生经历。”

  除了海岚·里昂,张学良身边还有一位私人飞机驾驶员,美国人伦纳德,他写有回忆录《我为中国飞行》,书中对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有过精彩记述。伦纳德写道:

  ……总司令(蒋介石)、蒋夫人和端纳乘坐容克飞机继续飞往南京。数小时后,由护航机护航,我们的波音机随后。机上坐着少帅和宋子文。

  一场从蒙古刮来的沙尘暴,有可能给少帅提供一个契机,扭转他未来年代的仕途:的护航机被波音机甩下一大截,不久便消失在翻滚的黄云里。此时,少帅可以命令我飞到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然而他仍坚持继续飞往南京,接受本不属于他的惩罚。我也曾对少帅说:“也许我们不去南京最好。”“不管它”,少帅冷静地回答:“如果有人要杀我,让他杀吧,我不在乎。”

  我们飞过一个军事机场,那里很乱,我不得不把飞机停在跑道中间,让机上的人下来。一大群士兵马上围住了少帅,从少帅脸上听天由命的表情来看,他有预感可能会被暗杀。当他爬出机舱时,我曾警告他“小心”,“也许你不在乎某些人想打死你,但也有其他一些人想让您和我们一起,不要作任何冒险!”

  “谢谢”,他说,“非常感谢!非常感谢!现在我们就再见,无论我发生什么事,你都要好好照顾自己,也许我们再也见不到了。”

  他身着黑色,头戴黑色碉堡式帽子,昂着头,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穿过阻隔了他和朋友及敌人的一道人墙。他走过那些过去的朋友面前,这些朋友现在已变成敌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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